老广讲洋文
老广讲洋文：从“广东葡语”（Cantāo Portaguēs）到“广东英语”（Pigeon English）
西方语言学家萨丕乐（Edword Sapir）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16世纪中叶，当葡萄牙人闯进亚洲海域，东西方文化交流掀开新的一页，语言的接触首先开始。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大力发展东西方海洋贸易，中葡间经常性的语言交流随之展开。首先是葡萄牙人需要一批多少通晓葡文的中国通事、买办、引水人负责沟通中葡间的商业、行政事务，传译语言；同时葡萄牙人也需要中国劳工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包括佣工、厨师、裁缝、洗衣、理发、木匠、泥工、泥水匠等，这些劳工最好也能懂一些葡萄牙人的语言。其次，中方贸易从业人员和服务性劳工与葡萄牙人打交道，确实也应该懂得葡语，如果掌握这种语言技巧，就能获得更多的贸易或工作机会。这样，在华夷混杂的澳门口岸，出现了广东方言与葡语的广泛交流，最终融于一炉，产生历史语言学家称之为“广东葡语”（Cantāo Portaguēs）的商业用语。在18世纪以前，葡萄牙语是亚洲许多港口贸易的通用语言，即使是紧跟而来的英国人和荷兰人，也必须通过这种语言，与亚洲包括中国做生意；在相当长时间里，广东葡语借助葡语的语言优势，保持中外贸易通用语言的地位。
广东葡语产生于广州、澳门社会涉外商务和劳务的下层，以方便实用，明了简单为特色，谈不上典雅完美，其语词结构多来源于葡语，兼及广州方言及其他广东方言，文法则以汉语为主，尽量简化。19世纪20年代曾经到过广州的美国人亨特（Williom C. Hunter）说：
伶俐的中国人，都巧妙地运用所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理解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他自己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的意思，他们就这样创造出一种语言，可以说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只将其化为最简单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的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以其活力和奇特性一直流行到今天。
这里说的是18世纪以后在广州流行的“广东英语”，实际上“广东葡语”情形完全一样。
从乾隆初年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所附“澳译”和嘉庆间谢清高《海录》对广东葡语的记载看，这种语言词汇有440多个，是以广州方言的发音来拼写葡语词汇，内容包括天地类、人物类、衣食类、器数类、通用类。如前山寨，注音“家自罢令古”，即葡文Caza Branca；澳门，注音“马交”，即葡文Macau；国王，注音“哩”，即葡文rei ；一等文官（首相），注音“善施哩”，即葡文chanceller；二等文官（部长），注音“明你是路”，即葡文ministro；武官上校，注音“果罗”，即葡文coronel；少校，注音“蛮哟”，即葡文major；等等。
葡萄牙人居留澳门后，与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马来人杂居通婚，产生了澳门特有的族群“土生葡人”，他们使用一种叫“巴度亚”的“土生土语”，由葡语、粤语、英文及少许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混合而成，直至20世纪末，土生土语一直在澳门土生葡人中使用。土生土语与广东葡语一样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广东葡语流行于明末至清乾隆初年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随着葡萄牙的衰落和英帝国的兴起，英语作为强势语言进入广州口岸，并取代了葡语在中西贸易中通用商业语言的地位。在广州的贸易从业人员和服务人员之中，逐渐形成一种中英混合的商业专用语言——“广东英语”（Pigeon English）。美国学者马士（H.B.Morse）说：
从1775年（康熙五十四年）起，中国商人本身学会一种古怪方言，即广东英语（Pidgin English），此后就变成中国贸易的通用语。
美国人亨利在描述“广东葡语”向“广东英语”转换过程时说：
这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才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逐渐被吸收进来，增加至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于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
Pigeon English的Pigeon一词完全是business（生意）一词的讹转，这个词的完整意思是商业英语。它的形成并取代广东葡语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渗透和融汇，“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才取得主导地位。尽管如此，葡萄牙语及印度语仍作为底层词潜藏于广东英语之中，最确凿的证据，如Mardarim（官员），起源于葡语Mandar（命令）一词，Compradore（买办），起源于Compra（买），joss（菩萨）起源于Deos（宙斯），Pu-te-le起源于padre（神父），maskee起源于masque（不要紧），la-le-loom起源于ladrao（贼），grand起源于grande（首领）等；起源于印度语的词汇有：bazaar（市场），shroff（看银师），Chunam(石灰)，tiffin（午餐），lac（十万），cooly（苦力），chit（便条或信），kungalow（小屋），kgaorle(咖喱)等。 广东英语实际上是多种语言的结合，包括葡语、英语、法语、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和广东话。
嘉、道年间，广州坊间出版了专供中中国商人学习广东英语的小册子。道光七年（1827），安徽茶商江有科因长期在广州做茶叶生意，熟悉对外贸易，写了一本叫《徽州至广州路程》的笔记，其中记录了同西商接洽生意所涉及的言语问答、茶名、布头名、年月日时礼拜、各港、职事人物、衣服等常用英语单词、短语，都用汉字注明音义，如“系”字下注“爷士”，“他”字下注“希”，“去”字下注“哥”，“星”字下注“士打”，“衣服”下注“个罗士”，“石”字下注“士敦”，显然是英文yes ，she (应为he)，star，cloth，stone的读音注释；这类英语单词有数百字之多。 周振鹤先生认为，这些英语单词都用粤语注音，如“系”即官话“是”，有科是安徽人，绝不会用粤语“系”来表示“是”的意思。有的字与生意无关，如“士打”（star），有科也记录下来，证明有科《札记》中的英语单词抄自当时流行的广东英语读本，而不是江有科本人的发明创造。
另据美国人亨特介绍，广州商馆附近书店出售一本叫《鬼话》的小册子，因为广东人叫外国人为“番鬼”或“外国鬼”，外国语自然就被称为“鬼话”。该书作者为中国人，用“夷”（yun）和“曼（man）来注译“夷人”（barbartan），用“土地”来注译“今日”（to-day）， 确实是地道的广东英语。
广东英语与广东葡语一样，词汇同音异字，书面形式以汉字记录，以广州方言拼注英语词汇， 简单实用，但毕竟十分原始，既不准确也不科学。亨特注意到，当一个中国人用自认为很好的英语对一个外国人说话时，外国人可能一个字也听不懂；同样，外国人讲话时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听得懂。广东英语“奇怪的单词和与众不同的语法结构”，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就像腓尼基语（Phoenician）或伊特刺斯坎语（Etruscan）同样地陌生”。 此话有点夸张，但当一个中国人说：
My chin chin you.（“向您告辞了”）
外国人怎么会想到这是一句友善的礼貌用语呢！类似的令人费解的广东英语还有：
Look see , Joss Pigou!（“看，菩萨！”）
Hae yah , how can sick man yam gun ?（“咳呀，病人怎么能饮枪？”）
风行一时的广东英语到鸦片战争后逐渐衰落，原来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行商、通事、买办等随外商流散到各个口岸；上海英法租界之间的洋泾浜聚集了一批操蹩脚英语，专事撮合中外商人，促成商业交易的游民，用沪语“规范”了新版的Pidgin English——洋泾浜英语，这种商业英语名声之大，盖过了旧版的广东英语。
